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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十年博体育从大热到遇冷建筑设计业入冬?
发布时间:2024-02-15 14:19:57 浏览:[ ]次

  博体育江苏连云港一处高层建筑在大雾中若隐若现,如同近四年的建筑设计业,未来充满不确定性。图文无关。(视觉中国/图)

  6月,公司直白地告诉他,“项目回不了款,情况很艰难”,他被领导安排“做二休五”,即每周上班两天,休息五天,工资直接减半。如此一来,在路桥与景观设计单位干了9年的陈泰,收入甚至不够维持生活开销。他只剩六七万元存款了。

  一阵始自2019年左右的寒流刮过了建筑设计行业,在四年里持续降温,吹向了更多新老设计师。2023年,这场寒流依然凛冽。新近的消息是,7月,上海远东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传闻将停工停产,后该公司澄清停工的只是施工图部门;当月,抚顺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也宣布全体员工无薪休假三个月;更奇葩的新闻是,因“降薪太狠”,重庆一公司97名建筑设计师选择离职,公司反诉其工作交接问题,建筑设计师一审败诉后已上诉。

  这些出圈的新闻令人意识到,那个与中国房地产行业数十年浮沉相关的行业,已经进入寒冬。

  他告别了老家“养老型”事业单位,来到广州一家民营设计院。该院总计约150人,陈泰从事给排水设计工作。在新东家,他的工作量大幅增加,一年经手项目就有二十多个,收入也随之暴涨。到2021年,他的月收入已经近万,年终奖最多可以拿两三万元。

  在官方统计中,陈泰所在的是工程设计这一庞大行业,据《2021年全国工程勘察设计统计公报》,全国企业数量达23875家,可分为矿山采选、加工冶炼、石油化工、建筑市政等七大类。其中,与房地产行业密切相关的是建筑市政类别,常见的居住建筑、园林绿化、燃气管道等均属于这一类。

  上升期在2021年戛然而止。陈泰记得,2022年过完年,他就迎来了一轮10%-15%的降薪,当年也没有发奖金;到2023年5月,又迎来一轮10%的降薪。

  一位疫情期间入职的女同事收入被砍得更狠,“只能拿广州市最低工资,2300元一个月”。最终,陈泰选择离职。走出公司之际,公司已经退租了一层写字楼的办公室,只与另一家公司合租半层。

  一切似乎变成了一场忍耐力游戏:据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总建筑师翟磊的观察,变化始于2019年。从那年起,占据建筑设计公司业务大头的房地产市场逐渐走向低迷,项目大范围缩水,以至于建筑设计公司或是订单骤减,或是项目完成也难以回款。设计师们渐渐面临降薪、停发奖金等困局,直到他们再难忍受,主动离职,或是被裁。

  2021年11月博体育,入职河南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不到半年,颜荷就被谈话:她没有接受自请降薪的要求,公司拟辞退她。颜荷从此告别了设计院。不过她至少拿到了公司许诺的工资。

  相较之下,包洁连薪水也没能拿全。2022年7月,从一所985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后,包洁入职天津一家民营建筑设计公司,每月薪水约6000元,“最近几年都没有年终奖”。她回忆,公司常常拖欠工资,理由也是“回款比较困难”。忍耐一年后,包洁主动离职。她称,公司还欠着她一万元不到的薪水。

  员工们苦苦挣扎之际,建筑设计单位经营者也在绞尽脑汁维持局面。李干城2010年在上海开办了一家公司,主要为酒店、商业综合体做电梯等项目的专项设计。他回忆,十余年来他赚了上亿元。然而在上海疫情和行业寒冬的双重挤压之下,他只能先发部分薪水,项目回款后再补余下的,目前接近三分之一的员工已离开。

  其实,公司不是没钱,没收回的款项达七八千万元。李干城觉得,有六七成还收得回来,“但是得起诉,不起诉不会给你”。他已开始走司法程序。

  曾在广东经营一家建筑设计公司的邓宗周,则在2022年为公司划上了句号。他记得,公司在2019年时还有近1000万元的业务量,疫情迅速击穿了最后的繁荣。高峰时有26人的公司如今只剩邓宗周与另一个合伙人。

  邓宗周也曾挣扎,他频繁投标、跑项目,与其它单位合作尝试陌生的景观设计、室内设计与工程咨询,但效果一般;他让律师发函催收,也没啥效果;也有的开发商已经破产,起诉也没用,“资产在清算的时候,是顾及不到我们这边的”。目前,他还有100余万元没能收回。

  这位入行33年的建筑设计师感慨,如今“不去参与卷,最终就会被卷死”。他已“卷”了一生:1990年代,他放弃稳定工作南下淘金;迈入中年,他经历过“三年买车,五年买房”的黄金时代,也曾想投身火爆的房地产业。如今,他“二进宫”返回了设计院博体育,只等退休了。

  与受访的不少老建筑设计从业者类似,翟磊的职业生涯经历了一个完整盛衰周期,当大齿轮转动时,建筑设计行业这个小齿轮也开始慢慢转动。

  1990年,东北人翟磊从长沙一所985大学建筑系毕业,当年,他被分配回老家一所国有行业设计院,主要为工厂设计厂房。

  那段日子稳定安逸。翟磊回忆,这家设计院过去受某部委及当年效益颇好的一家汽车厂的双重管理,待遇颇为优厚。工作三年,月薪逐年从70元涨到300元、500元。“工人(那时月薪)只拿四五十块钱”。

  这家设计院还管分房。员工一结婚,可分配一套二十多平方米的房子;入职两三年后,只要结婚,还能换套两室一厅的房子。

  不唯待遇优厚,老东家尚无熬夜与加班等“恶习”。翟磊记得,看大门的老大爷每天下午6点就要锁门。在手绘图纸的年代,没有电脑,没有微信,22岁的翟磊离开单位,便无工作烦恼。

  这都是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待遇特征。翟磊称,那个时代,行业以部委所属的国有设计院为主,地方也有省市所属的设计院,但总体数量不多。为此,要找设计院做项目,有时还得托关系。翟磊评价那段时光“很爽博体育,但是没钱”。

  就在翟磊工作第二年,湖南人邓宗周考上了长沙另一所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。四年后,他进入长沙一家设计院,主要为工厂做强弱电设计。在他的回忆中,长沙的工作与翟磊有几分相似:一天工作8小时,上班还有空喝茶看报,设计院的环境布置与机关单位颇为接近,没有卡座,而是一间间小办公室,水、电、通风等同专业的工程师分在一个办公室。

  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后,经济建设大潮涌动,房地产行业开始走上时代舞台。

  “特区建设热火朝天,需要大量的设计单位给他们做设计。”翟磊说。1993年,他跳槽到了邓宗周所在设计院的珠海分院。而据他观察,当时内地设计院盛行到特区开分院,以抢占民用建筑设计市场。

  翟磊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,比起老东家整栋楼的阔气,珠海分院就是在一个小区里租民房办公。不过,他每天早上从8点开始,一路干到夜里10点,睡觉就在办公室的后栋楼里。

  两点一线的生活得到丰厚回报——来到珠海第一年,他的月薪就翻了番,达1000元。但他还是不满足,“项目不行,以低端的住宅为主”。翟磊想成名,希望能揽下重点工程如医院、纪念馆、博物馆等。

  不过,翟磊很快发现,比起能够令设计师成名的建筑,还是高周转的住宅项目来钱更快。后来,民用住宅也的确为业界的狂飙突进抽响了马鞭。

  1998年,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》发布,启动房地产改革,停止住房实物分配,逐步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,并配套一系列相应措施。从此,中国住房体系走上商品化博体育、市场化道路。

  在厦门大学教授赵燕菁看来,这一改革成效明显。他曾撰文称,1998年全国住宅开工面积急剧跳升,达到1.6亿平方米,较上年猛增近6000万平方米。随后,该数据连续数年高速增长。

  2004年,邓宗周入职深圳一家单位,开始了建筑设计界黄金时代的闯荡。他记得,彼时的深圳是中国的设计之都,“深圳设计的影响力是辐射到全国去的,当时基本上东南西北的项目都会找到深圳”。

  一年后,邓宗周决定,自己做老板,开办设计工作室。2007年,工作室转变为公司,主营房地产设计。

  房地产市场的繁荣已至。2003年,国务院下发《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》,正式明确房地产业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。房地产行业发展进入快车道。以2007年为例,据国家统计局数据,当年房地产开发投资2万多亿元,比上年增长30.2%,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23.2%。另据新华网,当年11月,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0.5%,创下近两年房价增幅新高。深圳更是自2006年以来连续23个月房价同比涨幅10%左右,北京也连续20个月涨幅超过了8%。

  李干城形容,那时国内住宅太好卖,以至于开发商根本不在意设计,“他们没有什么要求,有房间、有东西就行了”。建筑设计行业也逐渐进入黄金时代。据2007年行业年报,当年全国企业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,较上年增长26%与50%。

  邓宗周乘上了这股东风。他记得,项目太多,他基本不参加投标,觉得“浪费时间”,只做敲定意向的项目。除此之外,他还能接到大型设计院的外包项目。公司业务最繁忙时,还招聘过“随便学什么专业”的大专毕业生任绘图员,简单培训后就匆匆上岗。

  到2012年,公司26位员工,能独立做设计的员工年薪达到25万元,而像邓宗周这样的创始人,一年便能挣到70余万元。

  2014年7月的深圳,在建的深圳国际金融中心成为深圳第一高楼。(南方都市报 视觉中国/图)

  几乎与邓宗周前后脚,翟磊也来到深圳一家国有设计院打拼。他对这段黄金时期同样印象深刻:全年无休,拼命干活。单个项目建筑面积动辄达20万-30万平方米,对比之下,现在这个数字下降至四五万平方米。

  很快,不光住宅类的设计,翟磊理想中的公共建筑大项目也接踵而至,与前者平分天下。2004年,他参与完成了西南一座省会重点高中的设计工作;2008年,他设计了西南一所985大学的校园。

  正当翟磊奋力于快速城镇化时期寻找机会时,2007年前后,留美归来的李干城进入一家美国建筑设计工作室的上海分支机构——外国公司也赶来中国分一杯羹。工作环境令人艳羡:公司清一色苹果电脑,还装了咖啡机。当时国内非常尊重国外机构设计工作,设计费高,且周期宽裕。李干城一周上班四天,每月到手1000美元薪水与1万美元补贴,“每天过得很嗨,在各地旅游、玩”。

  没喝过洋墨水的翟磊没有这样的福利。到深圳第一年,翟磊年薪八九万元,在当时深圳“算低水平”,但他也有自己的掘金法:投入设计师的“炒更”大军。

  “炒更”,这个带有浓厚粤语背景的词,意为干正职以外的杂活。翟磊记得,设计项目多,一些小项目找设计院做花费甚多,并不划算。有甲方会私下找设计师合作完成项目,“又快又省钱”,由是“炒更”迅速在业界风行。翟磊每天五点半下班后,便开始“炒更”。“炒更”没有明确下班时间,收入更是没有确数,翟磊自己一年赚过三四万元,也见过有人“炒更”收入比年薪还多。可要是运气不好,项目黄了,就一分钱也收不到。

  翟磊或许会永远记住2012年:那一年是他到深圳的第9年,比起9年前,薪水翻了两倍多,达到20余万元。他在当年淘汰了驾驶多年的国产车,换上了德国车。

  也是从那一年开始,翟磊与邓宗周不约而同地觉得,曾经的蓝海逐渐杀成了红海。

  翟磊察觉,国有设计院渐渐失去了主流地位,大批优秀的民营设计公司崛起,高薪从国有设计院里挖掘了大量中青年骨干。结果就是,曾经能完成的项目在同样时间内无法完成,设计质量也较差。

  但民营设计公司的日子也不好过。邓宗周觉得,竞争越发激烈,一些建筑设计公司逐渐形成规模,但他的公司却未能跟上,难敌挑战。他回忆,从2012年开始,公司的业务量每年以10%的速率递减。

  与此同时,李干城的悠游岁月也宣告结束。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建筑设计单位数量暴涨,为了抢市场,不少单位打起了价格战。他的感觉是,设计报价自2014年始每年因恶性竞争下跌20%。同时,一批高周转的房地产开发商兴盛,建筑设计公司发觉这样的项目好接,但代价是,出方案周期缩短为2-3周,很难保证设计品质。

  最终,在生产链中,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建筑设计公司在红海互搏中,逐渐将王座让给了甲方,那些高速发展时期遭到漠视的恶习逐渐显露。

  单位内,不少设计师深感被“压榨”。陈钦若2018年参加工作后已辗转深圳三家民营设计院,他对加班并不陌生博体育。工作头两年,早上9点上班,夜里9-10点才能下班。最夸张的一次,他在公司里忙了两天没回家,睡觉只能在折叠床上。

  这些干不完的活有时还有些荒诞意味。一位曾在天津工作的建筑设计师就记得,她曾做过一个城市设计项目,效果图是航拍城市实景后,再把设计融入。由于航拍时是冬天,领导觉得不够有生机,要求她加一堆绿色的树木。

  李干城的体会也颇深。他评价那批高周转项目是“粗制滥造”:“商业规划、业态定位、业态规划、招商都要前置的,但项目根本就不考虑这些,只考虑开业。”他记得,有项目连层高都设计错误,导致后来无法招商,设计师还得修改。

  然而,庞大的工作量下,陈钦若这样的基层设计师工作第一年到手不过13万元,这还不及邓宗周2005年创业前的收入。

  设计单位的弱势更成为了设计师们的痛点。邓宗周记得,2018年前后,一家食品公司进军房地产,找他做设计。他评价这家公司的老板并不知晓专业工作,却又喜欢提意见。最终,从建筑到机电方案,他们改了七八遍。实际上,按照陈钦若的经验,一套设计方案修改七八次已是常事。

  翟磊则亲眼见证2015年后,一批曾被单位淘汰的设计师,扭头去了因货币化棚改回春的地产公司,当了设计院的甲方。过去一年连院长都见不上几次的员工,如今一到设计院,院长都得亲自接待。不仅如此,这批人还根据设计专业经验,提出了更为精细的设计要求,“整天就揪着你开会,一会干这,一会干那”。

  不同的设计师对于行业究竟何时坠入冰点有着不同的判断。但对翟磊而言,那个年份无疑是2019年。他敏锐地发现,当年项目少得他已无法“炒更”。

  他开始眼红房地产公司的暴富。终于,2019年,翟磊在51岁的年纪跳槽去了民营地产公司。然而,新公司却没有项目。在国有设计单位待了大半辈子的翟磊自嘲搞不来私企人事倾轧,在半年后还是回了原单位。

  在10余位采访对象中,上海一家大型国有设计院的项目负责人严海饶,是少有的在2019年后升职加薪的城市规划设计师。他年薪30余万元,即便如此,他也深觉疲惫。

  严海饶的记忆中,转折发生于2020年。随着政策和市场变动,一批房地产公司很快招架不住。“‘三道红线’后,我们的业主就都剩政府了”。

  严海饶开始外出找活。过去根本不稀罕做的项目,他得去争取;有时甲方根本没想着做项目,他要说服潜在客户上马,“很卑微”。他甚至干过赔本赚吆喝的事:一次竞标,他的团队拿下了第一,但付出与收益不对等,因为他们前期投入过大。这一切只是为了名声,好以后争取其它项目。

  陈泰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近年来有甲方甚至要求“买大送小”,免费设计一个小项目。为了维护和甲方的关系,单位也不得不答应。

  这些不产生实际产值的无用功或许也成为设计师们“被压榨感”的原因之一。严海饶将其视为某种恶性循环:设计师的薪酬中,可能有多达50%是年终奖金,而奖金能否支付取决于项目款能否回款。一旦市场不景气,“盖着盖着项目黄了,后边钱就不付给你了,但实际上我们设计早就做完了”。越是如此,领导也就越要让员工去内卷投标,去讨好拉拢甲方。

  面对这样的困境,陈钦若已经开始思索转行:“市场说是萎缩了,其实就是不需要这么多做建筑设计的人了。”但转行后能去做什么,他没想明白。

  这也是许多设计师的共同困惑。虽说处在职业上升期,严海饶也在考虑转行。他身边有不少同行转行去做了产品经理,也有人去做了交互设计、智慧城市项目,他甚至曾在社媒平台开帖讨论可能的转行方向,但近来他停更了。他发觉,那些看着光鲜的行业也未必好做。更何况,他如今29岁,再从零开始竞争力有限。他计划去一家与城市规划业务相关的大型央国企作为过渡,两三年后,再看看能朝哪个方向发展。

  2023年,翟磊已然走过建筑设计业的一个盛衰周期。他不想离开现单位,也不打算转行,“哪行都一样,都是看到贼吃肉,看不到贼挨打”。还有5年,他就要退休了,从那以后,业界再洪水滔天,也与他无关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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